六八读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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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77章 铭记（第1页）

长达数分钟的掌声终于平息，灯光大亮。

王轩带着眼眶微红的范小胖、黄博、邓朝、黄小明和朱亿龙等主创，从前排站起身，转身面向全场观众深深鞠了一躬。

随后，几人走上舞台，坐到了早已布置好的高脚凳上。

主持人并没有过多煽情，而是直接切入了媒体群访环节。

台下的记者们显然还沉浸在电影带来的巨大震撼中。

坐在前排的《华夏报道》记者率先举手。

“王导您好！感谢您带来这样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。”

记者的语气十分郑重，“我的第一个问题是，在众多抗战题材电影中，您为什么会选择一家小小的‘照相馆’作为全片的叙事空间？这个创意的构思，灵感来源于哪里？”

王轩拿起话筒：“其实在决定拍这个题材之初，我们查阅了大量文献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最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的，是一本盖着扶桑军‘不许可’红色印章的暴行罪证画册。

扶桑军的舆论宣传战其实是无处不在的。

他们拿着照相机，四处拍摄所谓的‘亲善’伪造照片，作为美化侵略的粉饰工具。

而那些真正记录暴行的真实底片，是被他们严密封锁，刻意掩盖的。”

王轩顿了顿：“那一刻我就决定，必须围绕‘罪证影像的留存与传递’来构建这个故事。

而照相馆，在和平年代，它是用来定格普通人日常美好的空间。

但在屠城的地狱里，它就成了藏匿战争真相的最后载体。这种生与死，美好与残忍的空间反差，天然具备最强大的戏剧张力。”

紧接着，《周末》记者抛出了第二个问题：“王导，影片中黄博老师饰演的‘老金’、朱亿龙饰演的‘阿昌’，以及这个‘吉祥照相馆’的故事，在历史上有真实原型吗？”

“不是每个人物都有原型。”王轩解答道，“这部电影是基于大量史料进行的一次艺术整合。但故事的核心，‘扶桑军罪证底片’，是有真实历史依据的。

确实有大量揭露扶桑军暴行的照片严禁公开传播。

至于片中主角们的身份，从邮差、戏子到照相馆老板、底层警察。

我们在设计角色时，其实是想最大程度地还原1937年建康城破时，那群最普通的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群像。”

这时，一位来自魔都的记者问道：“导演，我注意到片中不同的角色使用了不同的方言，比如邻居说的是常州话，老金夹杂着鲁省口音，还有人说徐州话和建康话。这是出于什么特殊的考量吗？”

“因为这就是历史的真实状态。”王轩解释道，“战乱年代的建康城，作为当时的首都，难民大规模聚集，人口混杂。

如果为了所谓的观影方便，让所有底层难民都字正腔圆地讲一口标准普通话，那就不符合历史真实了。

所以我们让演员尽量使用方言。这种人口流动的真实状态，能让这些小人物显得更有生活质感。”

话题转向了表演细节，一位娱记者把麦克风对准了黄博和范小胖：

“黄博老师，电影里您在暗房洗照片时，一边手抖一边唱着童谣来计时的那段戏，简直让人窒息。

还有范老师饰演的林毓秀，在谈论女英雄时随口说出的那句‘我懂得’。请问这些直击人心的细节，是怎么设计出来的？”

黄博拿起话筒：“唱童谣计时那个细节，其实是拍摄时我和王导在片场共同打磨出来的。

暗房里那种随时可能被破门的生死压力太大了，老金作为一个普通人，只能靠着本能唱点平时哄孩子的童谣来强压恐惧。